李晓校长受邀出席第五届世界金融论坛暨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论坛并作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避免地缘政治陷阱”的主旨发言
发布时间:2022-07-11 09:57:00      作者:李汉君  审核:李汉君  来源:品牌宣传部      点击:
  7月9日,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晓校长受邀出席第五届世界金融论坛暨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论坛并作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避免地缘政治陷阱”的主旨发言。
  李晓教授在发言中系统阐释了以下三个观点:第一,以大宗商品为锚定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行的;第二,俄乌冲突将有利于美元体系的延存;第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牢记历史教训、致力于恢复“债权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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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教授作主旨发言
  感谢世界金融论坛的邀请!
  我的发言题目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避免地缘政治陷阱”。时间有限,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以大宗商品为锚定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行的
  当下,由于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区:主要是基于某些国家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视角,而非货币理论的视角,这是有违常识的。在我看来,将能源等商品武器化使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本质上与美元体系的大规模金融制裁的武器化倾向别无二致。这两种“武器化”与所有致力于全球化的国家的长远利益是冲突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将能源等大宗商品武器化使用能否实现货币体系化,仅仅从地缘政治权力需求、意愿的角度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片面的,必须回归问题的本质,进行货币视角的探讨。
从货币史和当下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来看,一国货币功能延伸到周边、区域或者全球的条件远比从事对外贸易严格得多。我们需要摆脱仅仅从经济的、贸易的视角认知货币问题的习惯,它非常容易导致误判。附带说一句,宏观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是非常肤浅甚至是欠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做出错误结论的重要根源。对外贸易往往是一国经济规模外向型扩张的自然结果,但一国货币地位提升并非是经济规模扩张的结果,历史上经济规模巨大但货币非国际化的案例比比皆是,而且货币地位提升与经济规模提升之间一般具有明显的时滞性,这一方面说明货币地位提升是一国综合实力而非某一领域实力增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既有的顶级货币地位具有强大的网络外部性。
  总体而言,一国货币成为顶级货币,除了军事实力之外起码需要五个方面的能力:
  第一,经济总量与最终商品市场的提供能力。一国的经济规模及其最终商品市场的提供能力,是其货币具备网络外部性的基础。在信用货币时代,一国货币应该与其境内可交易财富、服务的价值总量相对应,若要成为顶级货币,则要与全球范围内可交易财富、服务的价值总和相对应,倘若国际货币体系以单一或几种重要的商品为锚定物,无异于重返通货紧缩时代。
  第二,科技能力,即创造、提出科学或技术范式的能力,是引导全球资本流入,掌控流动性的关键,在信用货币时代,科技创新能力很可能成为重要的货币锚。
  第三,金融市场能力,不仅要具有发达的具有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更能够为全球提供兼具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标准化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商品,使得居民与非居民可以从事自由的二级市场交易和风险对冲,这样方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引导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不仅可以为全球提供反周期的长期贷款,而且可以在危机时提供短期融资。
  第四,法治水平与政府治理能力。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以及权力制衡等等,这是无法通过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其他途径获得的。我再次强调,货币地位与经济、贸易地位不同,它与经济规模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实事求是地讲,尽管近二三十年来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全球GDP占比有了显著提升,但在金融市场深化发展方面进展不大,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金砖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当作它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有地位的评价标准,在理论上是缺乏说服力的,不正确的,在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这是我想特别强调指出的一点。
  第五,国际协调能力。货币天然是一种权力,它要符合经济的、市场的逻辑,也要符合政治的逻辑。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对外关系政策在内的国际政治协调能力,对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及其地位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对此,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是非常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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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教授在论坛中
第二个观点:俄乌冲突将有利于美元体系的延存
  毫无疑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全方位的金融制裁对美元信用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对俄罗斯反制措施对美元体系的冲击、影响有过高的估计。这种影响即便有,也是边际性、间接性的。事实恰恰是相反,“卢布结算令”本质上有助于稳固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这些举措对欧元打击最大,不仅冻结了大量欧元资产,更意味着将欧元踢出了俄罗斯对外贸易、金融体系,使得原本面临着地域冲突、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能源结构调整以及难民问题等诸多冲击的欧元,承受着巨大的贬值压力。7月5日,欧元暴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相应地,美元指数暴涨至近20年来的新高,逼近106.6,随即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欧元的暴跌虽然有美联储加息操作的影响,但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对于欧洲经济的信心暴跌。目前,欧元区19个国家的Sentix经济指数已经跌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洲经济的衰退甚至是严重的滞涨不可避免。
  如此,对美元地位威胁最大的欧元地位的动摇或下降,显然有利于美元地位的稳固和可持续。
第三个观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牢记历史教训、致力于恢复“债权人逻辑”
  首先,避免国际货币体系的地缘政治化,使其向着基于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的地缘经济化方向发展。
  历史教训就在于,我们从未吸取历史的教训。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在于局部冲突的爆发导致全球化走向地缘政治化。我们必须牢记1930年代货币战的历史教训,因为它导致的经济后果是全球化分裂,经济协调、合作不再,政治后果则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崛起,导致世界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从货币视角来看,因地缘政治冲突形成的个别小型区域货币集团,当今恐怕难成为趋势或主流。一是这些小型货币区的“安全性”往往很成问题,难以为国际市场所认同;二是这类区域货币集团内各国的经济规模有限,金融发展水平更是低下,金融压抑明显,难以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三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制化程度不高,契约性不强,对货币“信用性“扩张不利,无法提供大规模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商品;四是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其货币币值“稳定性”不强。
  这样,在缺乏安全性、流动性、信用性和稳定性的条件下,所谓国际货币体系的“碎片化”是不可能的。
  其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克服“债务人逻辑”,恢复“债权人逻辑”。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是一次重大的违约行动,其核心是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从以债权人利益为核心、要求债务人采取紧缩行为、做出必要调整的“债权人逻辑,转变为以债务人利益为核心、要求债权人做出调整的“债务人逻辑”。这种金融逻辑的改变,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动荡的重要根源。今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应该是通过集体行动的逻辑,要求美国人恢复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债权人逻辑”。对此,我有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基于当今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板块化趋势,形成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核心的三大货币区,无疑是迫使美元体系恢复“债权人逻辑”的重要步骤。其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趋势,将不是大国货币彼此间的替代,而是多个大国货币的并存。
  最后,避免IMF边缘化,增强其全球金融治理职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美联储与五个发达国家央行之间,进而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与另外9家央行之间签署的长短货币互换、展期协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IMF的全球金融治理职能被明显边缘化了。因此,如何恢复、增强IMF的全球金融治理职能,应该是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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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教授在对与会嘉宾的提问给予解答
  主旨发言结束后,李晓教授还对与会嘉宾的提问给予了精彩解答。
  据悉,第五届世界金融论坛暨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论坛于7月9日、10日在深圳举行。本次论坛以“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的变革、重塑与未来”为主题,聚焦七大主题进行探讨: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的深刻变革和演变;金砖国家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全球经济复苏和新增长新发展;深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全球团结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粮食危机和生态危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与国际海洋开发银行的探索与路径。
  参会嘉宾还包括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金砖智库和世界金融论坛首席顾问朱光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新开发银行行长马可·特罗约;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中投公司原总经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屠光绍;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金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金融论坛副主席王忠民;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世界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开发银行首任经济学家李稻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高级顾问韩永文;中国银保监会原副部长级干部于学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周强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学术成员肖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Barry Eichengreen;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首席经济学家许合意;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学术成员、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加西亚·埃雷罗;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何杰;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马克·乌赞;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校长伊戈尔·阿纳托列维奇·马克西姆;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Srikanth Kondapalli;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Erik Berglof;巴西经济学家,新开发银行前副行长保罗·巴蒂斯塔;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南非标准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杰里米·史蒂文斯;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行政总裁耶努尔·雷斯马甘贝托夫;央行储备管理专家Ousmène Jacques Mandeng;瑞银资产管理部门主管Massimiliano Castelli;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中国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学术成员孙晓霞;阿根廷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史正教授爱德华多·丹尼尔·奥维多;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学术成员王永利;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学教授保拉·苏巴奇;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高级研究员、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濂;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所所长王友明;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中国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洪才;巴西金砖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Paulo Esteve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首席经济学家Hans Holzhacker等。
  本届论坛还有百余位来自世界金融论坛理事会成员、政府决策部门负责人、各金融部门负责人、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参会。结合新冠疫情防控形势,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三十余家重要媒体对论坛进行重点报道和全球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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